家是讲理的地方，父亲最终没有觉悟

檩子语：最近出来一些文章，都是“红色”后代们“冷分析”他们的父辈的。跟以往的“我的爸爸，我的妈妈”类忆文不一样，这些文章能够客观冷静地描述和分析父辈，分析父辈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，不再美化、不再煽情。读来，还颇受启发。曾有篇文章，叫《家是讲理的地方》，感觉和今天的主题还比较契合，先摘引一段：

常听人说，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。其实，家是公民训练最重要的课堂。在家这种安全的环境里，都讲不了道理，出了家门，又如何在社会上讲理？

家不光是讲理的地方。除了道理，尚需关心、理解、包容和爱。如果说“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”，那就有点捣浆糊了。再到“家里是不讲道理的地方”，就是胡搅蛮缠了。

一个家庭，就好比是一个木桶，生活的水准，最终会降到最不讲理的人的水平。如果双方不携手共同成长，而靠蛮不讲理达成的和谐，是无奈的“含糊忍痛”。它所造成的问题，最终会超过它所解决的问题。

如果有了孩子，这样的环境，让孩子看见大人的世界，不是谁有道理谁胜，而是谁嘴大谁胜，谁嗓门高谁胜，谁刁蛮谁胜，这对于孩子，又是什么样的教育？ （南桥）

父亲最终没有觉悟

邢小群/文

父亲死得非常寂寞。如同他卧床两年多的寂寞。2005年，我们在保定烈士陵园的公墓里，给父亲买了一处墓地，黑色大理石墓碑，用他的书法手迹、代表作目录和照片，设计了前后的碑文。不管今天、明天的人们怎样看待他，我们觉得，似乎只有这样，对他的一生才算有个交代。

我要说的父亲，是新中国后没有大坎坷也不走运的作家；一个常人都视为很好的同志；一个让儿女们心寒的父亲；一个妻子不希望与其同穴的丈夫。

一、没有大坎坷也不走运的作家

也许，父亲邢野算得上是一个有点名气的作家。与其说是人有名，不如说是他的作品有名，那就是1955年上演的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。这部电影是根据父亲1950年写的话剧《游击队长》改编的，合作者是剧作家羽山。

此处省略部分文字，主要讲父亲邢野事业上的经历 －从一个农村少年到加入共产党文艺团体，经历49年后的各种政治运动等 ......

其实，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，既是父亲的创作高峰，也是他创作式微的开始。从1963年以后，除了零星发表一两首诗外，父亲基本上没有什么作品了。当时他才四十五岁。记得那时看到的父亲，除了练习书法，就是整天沉默不语地抽烟。

父亲与多数同时代的作家一样，对毛泽东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虔诚遵奉。经验告诉他们，稍微有些独立思考，肯定会出问题。记得“文革”中，他为了让我们放心，曾认真地向我们保证：“我在历次运动中，都没有问题。”现在看，父亲能做到无问题，可能就是1949年以后写作不沾现实的边儿，遇事少发言吧？

父亲认识的人很多，人缘也不见得不好，但朋友不多。仅联大文工团时与他合作过、交往过的名气很大的文化人就有不少，后来都没有什么联系。

父亲在作协外委会副主任任上多年，后来在很多人的回忆文章中，谈到当年的运动，几乎没有人提到父亲的名字。可见在人们的印象中，他没有多少斗争的积极性，起码没有积极斗争过谁，更没有落井下石的事。父亲的不多说话、不爱表现的性格，成就了他好人的名声。在文艺界的一些场合，当有人介绍说，这是邢野同志的女儿，得到的反应多是：哦，邢野同志？我认识，代问他好！没有进一步的关切，也没有几经灾难、荣辱升沉之后人与人之间避免不了的尴尬、冷漠，抑或仇怨之类的神色。作为父亲的女儿，我得到的也仅仅是这些点到为止的友好和客气。

二、一个让儿女们心寒的父亲

很少露出笑容

邢野是一个不走运的作家。他是一个好父亲吗？也不是！

从我记事起，父亲很少在我们面前露出笑容，很少和我们说话。他晚上睡得晚，早上起得迟。因为他是作家，所以在家里的时间很多。以至于小时候我一直以为作家就是坐在家里。

从我们出生，请保姆、入托、生病看病、上学，他什么都不管。那时我们上幼儿园，两个星期才回一次家，印象中，父亲从来没有接送过我们。家里的电灯、马桶之类的东西坏了，他一次次催促别人想办法解决，自己是绝不动手的。有一次母亲不在家，家里的水龙头坏了，水溢四处，十来岁的二姐吓坏了，赶快告诉父亲，父亲二话不说先给了她一耳光：“还不快去找人修理！”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少不更事的孩子：这种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

1950到1960年代，我们经常搬家。从北京到保定，从保定到石家庄，从石家庄到天津，又从天津回到北京。落户口、转学、入托、捆运行李，都是母亲的事，上小学、初中的女孩子当帮手。所以母亲常说：“咱们家没有男人！” 1960年代初，母亲下乡“四清”，父亲刚给母亲发走一封信，就开始写另一封信。一封信断断续续写几天，写什么？无非是：一、今天小群要买鞋；二、小明参加少先队要买白衬衫；三、谁、谁要交什么费用……待母亲回了信，父亲再让大的领着小的去买。记得我上小学时，父亲只和我拉过两次手。一次是在我六七岁时，跟在父母身边走，要过马路时，他拉起了我的手；一次是“文革”期间，父亲从接受审查的学习班回到久别的家，这时家已随着母亲的下放安置在了山西洪洞县侯村。听说父亲回来了，我从插队点上急匆匆赶回去看他。到家时，父亲正在灶前拉风箱，看到了我，立即站起来，很高兴，像对久别的朋友一样伸出手来和我相握。我有点受宠若惊。大概是出于对外交往的习惯，或是他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表达父女几年不见的心情。据我所知，在我们这类干部家庭，无论为父母的还是为子女的，根本没有相拥的体验，因为那属于要抵制的资产阶级情调。

父亲对我有了些许尊重，可能与“文革”中对他的保护有关。

“文革”初，中央文革文艺组为修改《平原游击队》，把他从山西借到了北京。后来有人透露给我们：山西省文联的造反派要到北京抓他。当晚，母亲和大姐把我从车窗塞进拥挤的火车车厢，让我连夜赶到北京，给他报信儿。父亲立即转移到了乡下，躲避了可能的皮肉之苦。当时我十四岁。

“文革”中，不管父亲身上被泼了多少污水——如说他是国民党中统特务，我们始终认为他是好人，我们姊妹兄弟中没人申明与他脱离父子（女）关系。因为我们从没有发现他有任何违反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的行为。虽然父亲对我们少有那种唱高调一类的教育，但遇到我们姐妹入团入党一类的事，脸上也会出现难得的笑意与颔首。父亲不善表达与表现，“文革”中竟然也有那么一段时间，天天主动带着我们“早请示”。

暴躁得异常

对孩子们不理不问，倒是好事，我们自由的空间很大。除了到学校上课，我和妹妹到处疯跑，今天割草养兔子，明天捞蝌蚪，后天捡碎玻璃、烂铁卖钱看电影，他一概不知道。现在的小孩子出了家门似乎险象丛生，而我们童年的快乐，是在家庭外面的天地中获得的。

在家里，我们的心永远在嗓子眼儿处吊着，很紧张。我敢说，我们见到父亲的样子就像羊见到狼，充满恐惧。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说“错”了什么话，做“错”了什么事，让他看着不顺眼，一巴掌就会扇过来，扇得我们双眼冒金星。我感觉，扇来扇去，都被扇傻了。上小学时，只有老师经常夸我聪明，因为我在班上的成绩总是第一名或第二名；母亲也常说我人小鬼大，比较机灵，见情况不好，能及时脱身。否则，我会在父亲的巴掌下成为很自卑的女孩儿。我的二姐性格倔强，遭遇到的巴掌更多。我妹妹比较娇气，挨一次巴掌，能哭上两三个钟头，直到哭不出声儿为止。这一点让父亲很头疼，故妹妹挨的巴掌要少得多。

他唯一宠爱的是我大姐，我从没有见他打过大姐。也许是大姐最先给他带来为人父的欢愉？也许是大姐长得极像他离开人世的母亲——我们的奶奶——他打大姐如同打了母亲？是不是女孩子多了，烦了，父亲才这样了呢？也不是，在我妹妹之后，母亲生了我的双胞胎弟弟。开始，他是喜欢的，高兴了也要抱一抱，待弟弟长大不大听话、开始与街邻的孩子打架，他的巴掌就上来了。等弟弟们更大，他伸手够不着时，就抄棍子、拿铁锹，往他们身上抡。

母亲也不善于儿女情长，她属于工作型的人。母亲在外面认真、亢奋的工作状态，让你觉得只有工作才能实现她的生命价值。偏偏事与愿违，1949年以后，她十年当中生了七个孩子（一个六岁时夭折），无情地消耗着她年轻的生命。她记恨在心的是，当年她想做流产，请单位出证明，党组织批评了她，让她做检讨，还组织女同志去参观苏联的母亲英雄展览。让她们看看苏联母亲英雄如何将十一个子女培养为工程师、飞行员、教授一类的栋梁之才。这种脱离实际教条式的宣教，效果之差可以想见，烦于家务的母亲并没有因此增长多少对儿女的耐心。

以他为中心

父亲在家里，一切以他为中心。

从我记事起，他与我们的联系，就是支使我们做事：买东西、扫地、洗菜、倒垃圾、买煤球、打煤糕（用煤面和黄土做成的煤块）、给他洗衣服。他自己从来不上街采买。家庭日用购买除了母亲就是我们，包括父亲自己用的烟茶、火柴、墨水、浆糊、邮票……1961年，我九岁，正是经济最困难时期，父亲有胃病，要吃精细一点的蔬菜，经常让我坐电车从北京和平里到东单菜市场给他买菜。那是十几站的路程。他大概觉得我胆子大，泼辣一些。一个九岁的小姑娘，挎着大篮子，上车、下车，走几步，歇一歇。在冬天的风雪中，我的双手冻得通红，裂开了那么多的口子，疼死了！父亲的眼睛，绝不会注意到我的手，他怎么会知道我的痛？当我一步一步往家走的时候，总觉得自己就像传说故事中的童养媳。

我们家在农村插队的时候，有一次，父亲让上小学的弟弟到五里外的镇上给他发一封信，弟弟说，我还要上学去呢。他立刻瞪起眼睛。母亲悄悄告诉弟弟，先把信放在书包里，放学后再去发。我们所有的孩子都经历过，当父亲让我们为他做事的时候，不管你是否要去上学、要做作业、在高考复习，或在拉琴、在看书，稍有怠慢，他就会瞪眼睛；稍有解释，就被视为顶嘴，巴掌很快就会跟上来。

有一次父亲让弟弟做什么事，弟弟没有去，父亲拿起捅炉子的铁捅条就往他身上抡。弟弟急了，说他是秦始皇！暴君！他说：“我就是秦始皇！我就是暴君！你们能怎么样？”毛泽东少年时候，威胁他的父亲：如果你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跳池塘。我们原以为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，反抗是有效的，可是在我们家行不通，下一轮的暴力仍会出现。

我曾看到诗人李季带着孩子们去游泳，诗人闻捷带着几个女儿去公园，我们的父亲从来没有带我们去哪儿玩过。小学唯一一次去动物园，是妈妈带我们姐妹四个去的。

后来我看《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》一书，看得泪流满面：如此大学问家，如此深厚的父爱，实在不敢想象。梁启超有那么多孩子，对哪个都不怠慢，从孩子们的学习、做人到婚嫁，都关怀备至。他对孩子的尊重和理解，让我看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人文修养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。

父亲在共产党队伍中算是文化水平较高的，他学至高中，参加革命后与自己的家庭断绝了关系。我不明白：你邢野同志毕竟看了不少五四新文化时代的书，毕竟参加了反封建、求民主的革命队伍，为什么最基本的人权、平等、个性的精神在你这里几乎是空白？（不过，对我们的婚姻，他没有过多干涉）反封建不正是共产党号召人民跟自己走的口号吗？我反复地想过：这个社会如果连邢野的“封建专制残余”都改造不了，人们的信服将从哪里开始呢？共和国成立后，没有人对这支革命队伍的人施以家庭的文明伦理规范，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也就只能因袭传统的宗法秩序了。

后来看到李南央写的《我有这样一个母亲》，觉得写得好。也许她对母亲的被扭曲欠缺客观理解，也许有些人一方面认为她写得真实，一方面又觉得她忤逆。我还是认为李南央写出了这个队伍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类人。

三、也不是一个好丈夫

组织安排的婚姻

以父亲的脾气，他和母亲吵架是家常便饭。记得我七岁那年，听到他们吵架，母亲大喊着 49 32462 49 15989 0 0 3637 0 0:00:08 0:00:04 0:00:04 3637离婚！这些孩子想要谁，你带走。我非常害怕，心想，千万别把我分配给爸爸。后妈是怎么回事先别说，单凭爸爸的巴掌就够我吃喝的了。

我的母亲出身在一个宗法观念很强的乡村家庭。她的爷爷、奶奶、父亲极其重男轻女。她的两个妹妹都是因为有病不给治，在不理不问中死去。母亲小时候得了伤寒病，是在她舅舅家治疗养息好的。她说，若是躺在自己家里，早就死了。抗战时期，她不顾家庭反对，随抗日小学东躲西藏地读书，1944年又带着强烈的反抗精神参加了革命。

母亲参军后在部队文工团。她说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组织包办了婚姻。当组织给她介绍对象时，她表示不愿意早结婚。她心说，我为了摆脱封建家庭，有更多的学习机会才参了军。参军可不是为了早结婚。没有想到，“领导”只征得邢野的同意，根本没有征求她的意见，就为他们打了结婚报告。我对母亲说，当时你完全可以拒绝结婚。她说：“我哪有这种觉悟？那时的观念，服从上级天经地义；再说，那时我还不懂事，从我们家乡到部队，我不知道自由的婚姻是什么样子。我更怕因为不同意结婚，就让我离开部队。”

母亲与父亲结婚时，还不到十八岁。

上世纪50 年代初，母亲随父亲进了北京。当时高中毕业生生源不足，国家决定保送一批干部上大学。母亲想上大学，但父亲不同意。孙福田叔叔的妻子肖驰阿姨，曾是父亲他们文工团演剧队的女演员，当时上了中央戏剧学院，毕业后去了中央实验话剧院，成为那里的台柱子。母亲很要强，也爱学习。她不满足当某某人的夫人，而是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一份社会位置。这时，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，父亲说：“你不把孩子的事安排好，就别去上学。我没时间管孩子！”其实那时的调干生中，有孩子的人很多，孙福田叔叔当时也已经有了两个孩子，就是由孙叔叔来照管。况且那时雇保姆也容易，级别较高的，公家还给出保姆费。父亲也能享受这种待遇。母亲说：“调干生上大学，得写保证书，保证不为孩子的事请假。我不敢写保证，因为小孩子经常要闹病，而你爸爸又不管。”母亲终于与大学失之交臂。

家庭里的硝烟

1960年代中期，中国作协被毛泽东视为“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”。当时父亲因病被安排在作协的创作组，编制是驻会作家。作协要求驻会作家一律到基层去。创作组的赵树理下放到了山西省文联，周立波下放到湖南省文联，华山下放到广东省文联，艾芜下放到四川省文联。父亲本想去天津，因为是直辖市，不能去。湖南有老同事康濯在那里，父亲就决定去湖南省文联，说湖南的民歌很发达，希望到那边采集些民歌。1960年代，父亲一度在创作诗歌。母亲所在的单位是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，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。文学所不希望我母亲调走，为了留住我母亲，决定调我父亲到文学所，文学所所长何其芳派人与作协商量，作协同意，但我父亲不接受。文学所政治部主任不只一次到我家说服他，都没能改变他的主意。母亲在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主要搞行政工作，人家为了留住一个行政干部，调对方的亲属，实在是破例，也说明母亲的能力与人缘。其实父亲对这次下放离京并不满意，但他的自尊心断然不肯为妻子改换门庭。事情还在商议之中，他就趁母亲上班时，把家具全卖了。他想断了母亲不想走的念头，根本没有与母亲商量。母亲下班后大哭一场。这当是他们感情的最大裂痕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一批在干校的人要回北京工作，一批被打倒的人要恢复名誉和职务，一批以前被无理赶出北京的人要求重新安排……因此，几乎名存实亡的中国作协正在恢复建制，需要一些有经验、熟悉作协工作的老同志回到作协。作协秘书长张僖知道我母亲愿意回到作协，很高兴，问邢野同志什么意见？母亲说他不表态。张僖觉得邢野不同意，不能只把我母亲调到北京。后来有人想介绍父亲调中央歌剧舞剧院做编剧，父亲表示不考虑。待河北省文联恢复，调他这个文联副主席去石家庄时，他又称身体不好，不愿意挪动了。我们分析，“文革”后的父亲不希望工作了，他害怕复杂的人际关系，他没有能力在某个位置上，上下左右应付裕如。他只想逃避。

我问母亲，你们是不是一直感情不好？母亲说，也不是。他能写作、能工作的年月，心思不在家里，我也理解他的工作，自然吵得少。那时他只是不多管事，脾气没有后来这么暴躁。我记得，“文革”时，他们也不怎么吵架，可能要同心同德一致对外吧？

“文革”中期，父亲到保定以后，就处在赋闲状态，母亲在文化局上班，后来做到市文化局副局长兼文联主任。母亲工作担子重，父亲只好担负起了做饭的职责。有一次他讽刺母亲：“什么加班，谁知道你干什么去了？你当了官，就不要家了。”母亲说他“胡说”，他抓起一个砂锅冲着母亲砸去。那时，我们也很不平，你不想工作了，可是人家想工作，总不能为了侍候你，就让母亲提前退休吧？

母亲离休后，想上老年大学，父亲总是以各种理由阻拦她。母亲喜欢旅游，父亲更不支持。我曾听父亲说过，年纪老了他要游遍全国各地，吃遍全国各地。不知在他身体还可以的时候为什么不见履行。母亲有限的两次外出旅游，都是先与父亲打上一场恶仗，摆出一副一气之下扬长而去的姿态再走。

父亲晚年，对我们子女反倒好多了，希望我们经常回家，听我们谈谈外面的事。尤其是过年过节，家里人越多，他的笑容就越多。但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一天比一天恶化，动不动就抡拐杖。母亲有时会因此躲到某个子女家去住。这时，父亲就给各子女打电话，要求我们回家解决他们的问题。我们经常像救火一样赶回家，楼里的邻居，也经常为他们调和。父亲去世后，我在遗物中看到一张“文明家庭协议书”，上面有父母和邻居阿姨作为证人的签字。母亲说，不管用，翻脸就忘。母亲对父亲早已绝望，说：“我天天侍候他，买菜、做饭、拿药、报销。但我生病三天，他到我屋里看都不看一眼。他宁可饿着，也不去煮点稀饭一块吃。”

母亲过去嘴上总说离婚，却下不了决心。一来她觉得面子无处放，二来觉得已经有六个孩子，她放不下。到了晚年，有一次，母亲和我们商量，坚决要离婚。我们说你们早干什么去了？现在他八十多岁了，又有病，法院根本不会判你们离婚。我曾经问母亲，总听见您提出离婚，我爸是否提过？母亲说，他从没有提过。每次我一提离婚，他就更加恨我。

他们三天一小仗，五天一大仗，身体同样很不好的母亲度日如年。因为我们经常站在母亲一边，他们关系的恶化，也殃及到我们。

2000年5月，我做了甲状腺切除手术，身体很虚弱，就趁病假回了一趟家，一方面想看看他们，一方面想在母亲身边调养调养。但是这次回去，恰好他们之间的一场风暴刚过。我佯作不知，只是随便说到，我在北京有了新房，想让妈妈去住几天。父亲听了，几天不说话。我看他不高兴，也就不准备再提了。一天中午在饭桌前，父亲什么都不说，突然拿起保姆刚刚盛好的米饭就往我的头上掷来。我一躲，米饭摔在地上，碗碎了；他又拿起一碗，我一躲，米饭摔在地上，碗又碎了；他再拿起一碗，我只能再躲……我知道，和他没有什么道理可讲，只好拿上背包回北京。想来真是滑稽，当时我已近五十岁了，还要挨八十多岁的父亲的打。这心里，是什么滋味？

有一回，我在中央电视台《半边天》节目与主持人讨论电视剧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时，说过这样的话：我的父母也是老干部，参加革命一个抗战初，一个抗战末。他们的结合，近乎组织的安排。他们的婚姻也有革命资历的差别。母亲是文工团员，父亲是文工团长，从父亲角度看，多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选择。从这点看去，起点就不平等。后来的家庭生活，服从革命需要就被置换成服从丈夫，以丈夫为中心，以他的工作为中心，以他的喜怒哀乐为中心。在这个队伍中，等级秩序不是缩小了这种不平等的差距，而往往是以革命需要为借口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差距。像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那样的美好结局，在争吵式婚姻中未必占多数。像我父亲这类的干部很难培育起对对方精神追求的尊重。晚年，他们完全是出于妥协将就在一起。

我母亲在这种婚姻中，感觉不到幸福。她已经提前给自己买下墓地，决心死后不与父亲埋在一起。我同情我的母亲，将遵照她的愿望去办。

最后的日子

1973年，父亲将工作关系从山西省文联转到保定市文联。

我们家从1965年初搬去湖南不到一年，父亲因为不适应湖南的气候，通过中宣部转到了山西省文联。那里的作家赵树理、马烽、西戎、胡正都是父亲的熟人。到了“文革”后期，父亲仍有向自己的“根据地”靠拢的意思，河北是战争年代他比较熟悉的地方，他决定把关系落在保定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，父亲的思想并不保守。我看到他一篇《夜读有感》，热情歌颂宗福先的话剧《于无声处》。他对新时期的小说也很关注。“伤痕文学”热的时候，有个叫李剑的作家写了一篇《歌德与缺德》，指责“伤痕文学”是“暴露文学”。父亲说：“我看这些作品好就好在‘伤痕’给人的积极力量。‘暴露’四人帮，歌颂了人民有什么错？”

上世纪80年代后期，文学批判的声音弱了，很多青年作家“从写什么”转向尝试“怎么写”。那种写作自我性的张扬，使父亲的关注冷却了。他也关注思想文化界的反思。每当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议论一些社会上的问题时，他愿意在旁边听，但很少发言。我觉得他真正的精神寂寞是从这时开始的。

其实，和他同代的一些老作家，还是可以在反思历史中迈出新的步伐。比如徐光耀，他的长篇回忆录《昨夜西风凋碧树》，以切身的经历和感受，再现和反思了当年的“丁陈事件”和文艺界的“反右斗争”，引起很大反响。作家胡正的长篇小说《又见清明》，是对战争年代革命队伍中的残酷斗争、自相迫害的艺术写照。父亲跟不上这班车了。

父亲一直是沉默的。沉默中可见他的矛盾性。政治上他认同改革，但让他反思体制性的东西，他不情愿。他曾说过，就凭给我的离休待遇，给我报销医药费，我也不说现在的体制不好。

他早就声明，再不写东西了。我一直以为，他已经绝然放弃。但是2002年，他再一次病倒，让我明白了他对停止写作的不甘心。

2002年，一个文化公司与父亲联系，想把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改编成电视连续剧，争取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上演。父亲很高兴，希望身为职业编剧的弟弟接下改编的工作，并让弟弟代表他与那个文化公司签了合同。他愿意努力配合弟弟。合同签了以后，父亲天天都在思考剧本的纲目。他希望调动他所有的生活积累，将原来的电影故事尽可能地丰富起来。弟弟思考的则是如何有所突破，与今天的观众接轨。八十四岁高龄，且有血压高、脑血栓前科的父亲，忘记了自己身体的承受能力。一天中午，母亲突然发现他再度中风。嘴是歪的，手已拿不住筷子。通过急救，发现父亲已经大面积血栓，导致他不能说话了。此前的十几年里，父亲曾两次中风，都因为母亲发现及时，被抢救过来，并能生活自理。而这次父亲双腿也不能走路，全瘫在床了。我们闻讯赶回家时，父亲见到每个子女，都要大哭一场。改编剧本只好告吹。父亲的痛苦与全家人的劳役，开始了。

说到“全家人的劳役”，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父亲的侍候是厌烦的。而是他的人格、性格，最终成为对家人的最后摧残。

瘫痪在床的他，仍然是君临全家的“主人”，一切都得他说了算，绝不迁就，绝不妥协。他已不会说话，耳朵也全聋，但他脑子清楚，“意志”坚定。首先，一天三顿，每顿吃什么，必须经过他的同意。他不能说话，字也写得无法辨认。我们就把他喜欢吃的东西写在纸板上，让他点头，再去采买烹饪。但是，他的主意不断在变，一会儿想吃这个，一会想吃那个。如果你想说服他，下顿再改，他会把碗摔到地上，让你重做。否则就绝食。

他对母亲依然如故。有一次，因为在外面遇到熟人，母亲回家迟了一会，他见到母亲，指着钟表，拿起拐杖就往母亲身上抡。瘫痪在床，并不妨碍父亲向靠近他的人动武。

父亲病倒以后，生活的压力使母亲因心脏病住进了医院。这种局面怎么办呢？我回家后，劝父亲也去住院，说我可以在医院同时招呼你们两人。父亲同意了。到了医院，父亲对保姆不满意，坚决要求辞掉她。他的决绝态度是，宁可泡在屎尿里，也不让保姆收拾。我妹妹有病，不能受累，我一人又顾不过来，只好到保姆市场给父亲请来一个男护工。但到了第二天晚上，他又坚决要求让男护工走人，只让我们伺候他，并因此赌气拒绝医生治疗。他自己拔掉尿管，把被单撕成一条又一条。医生为了让他睡觉，先后打了两针安定，他仍睡意全无。他一定要在精神上战胜我们，绝不屈服。

我们开始打老年公寓的主意，挑中一家新办的规模较大的老年看护公寓。我们选择那里的最高费用，要求提供24小时全护，父亲想吃什么，就给他做什么。人家全答应了，父亲也同意去那里。

以后，每星期我们最少有一人去看他，母亲也不断去看他，最长一次陪他住了一个月。父亲一直要求回家，有时连哭带作揖。为此我们给他换了一个离家很近的养老院，争取每天都有人去看他。我们做子女的心情非常矛盾，以至于有人倾向他回家，有人反对他回家——父与母两党的局面。我们知道，只要他一天头脑清楚，就必须要服从他。这种习惯，使他在家家中就不会有安宁之日，就是我们的灾难。最最担心的是，如果母亲不堪重负走在他的前面，那将是我们为子女的更大灾难。以他的心理与性格，谁也不敢对他抱任何幻想。当然，最后点头还得是母亲。母亲说，如果父亲回家，她就去老年公寓。知情的邻居都同情我母亲。我们只能一次一次地拒绝父亲，直到他再次因急病住院，去世。

怎么写父亲才算是公正的？我曾试着为父亲开脱，比如，内心有追求，却与时代的不适应；不希望被人忘记，却拿不出应合现实的作品；渴望与人沟通，又惧怕人际关系；有意远离社会，社会也在抛弃他；希望妻贤子从，不得如愿；无数的郁闷无法排解，只好转嫁发泄。

父亲虽然是写过英雄的作家，但他是个常人，且因社会时代、因文化背景、因个人性格的多重原因，他身上有着突出的矛盾与人格分裂。

有朋友认为我父亲的老年，是一种病态，希望我不要太想不开。我也怀疑这样写父亲对他是否公平？因为他没有反驳解释的能力。然而，我始终不明白的是，他为什么一辈子都那样的固执，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坦诚谈谈对他的看法，也让我们听听他的解释。我能体会到的只有他内心的荒芜。

为什么一辈子没有学会爱？没有学会尊重、理解他人？珍视为他服务了一辈子、与他患难相扶的妻子？父亲最终没有明白，一个人的价值是怎样有尊严地活着，这其中包括让他人也有尊严地活着。

父亲最终没有觉悟。

来源：《老照片》56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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